刘小枫谈古典教育-不指望学界整个提高古典意识
发布时间：2022-11-30 15:06:44作者：华严经结缘网
刘小枫谈古典教育:不指望学界整个提高古典意识
刘小枫
刘小枫教授（1956-），男，重庆人，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主编、“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主编。
“经典与解释”丛书。
“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在“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十五年之后，担任丛书主编的刘小枫道出此言。上个月，在丛书出版的纪念研讨会现场，350种样书一起码放出来的壮观场面让很多到场者惊讶与感叹。甘阳和刘小枫等学者，希望让这套书“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希求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关注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现场有人提出要“用古典药方来治现代病”，但甘阳认为，西方经典只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并不是拿什么药来治什么病”。也有学者认为，这套丛书对西方著作的推介，过多局限于施特劳斯学派。不过，当我们深入西方经典，再反观中国问题，认识会更深刻，面对具体问题时“脑筋可能更灵活”。
这注定是一项长远的工程，除了西方经典的推介与解释，中国古典同样需要激活生命力。这一方面，也有多种图书出版。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当今商业大潮泥沙俱下之时，古典教育至关重要，它需要起到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
“古典文明追求灵魂的高贵，因此，在现代社会难免‘不合时宜’。所谓应起到‘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指的是抵御现代商业文明把本来天生高贵的灵魂也拉平为低俗的灵魂。”刘小枫说道。在研讨会结束后，他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谈“经典与解释”丛书
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
新京报：“经典与解释”中有很多子系列，涉及面相当广，也相当深入，其实远远没有限于施特劳斯学派。
刘小枫：如你所说，“经典与解释”的几百本书似乎并不限于施特劳斯学派。但我仍然要说，即便我做的仅仅是推介施特劳斯学派的学术成果又怎样？谁不是在推介自己认为值得推介的学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太自然不过。
新京报：阅读这些书是不是要有相当于博士的知识水平，一般读者怎样进入？
刘小枫：我不知道你指的“一般读者”是谁……“经典与解释”的书有一个底线——思想文化性的学术书，而非文化普及读物。一般而言，它的读者对象是大学本科生以上学历，但绝非必须有所谓博士水平。据我所知，“经典与解释”的读者中本科生和硕士生居多。思想学术基于兴趣，只要有这类兴趣，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进入方式。反之，没有兴趣的话，即便是教授、博导，也不会看这类书。
新京报：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你自己的研究领域转战诸多，从本世纪开始，可能也应该说从你开始做“经典与解释”起，你的领域更多地在政治哲学，且不见再转战，只见扩大和深入。很多人在谈论你近年来书和文章的转向，也有很多臆测，能简单说说其中的原因和历程吗？
刘小枫：所谓“政治哲学”有两种含义，一种指的是哲学中的一个专业，比如就像逻辑学、伦理学或宗教学那样的所谓“二级学科”。另一个含义指的是古典式的学问方式，就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个西文语词的原初含义而言，“政治哲学”的意思是：立足于城邦热爱智慧。如果就前一种含义而言，就有你所说的所谓“研究领域转战诸多”，如果就后一种含义而言，就并没有什么“研究领域转战”这回事。要说转变，唯一的转变就是从现代转向古典。我在九十年代做的基督教神学也是现代的，尽管这门学科很古老。反过来，即便现在我做现代的学问，立足点也很古典。这种转变基于一种领悟：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再说，所谓“学术领域”的划分是现代的名堂，古典学问没有这样的划分。现代学人做学问，未必一定要按现代的方式做，也就是不要拘限于什么专业领域。施米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法 学家，但他的著述涉及神学、诗歌、戏剧、史学等等。所以，他在西方学界是公认的具有古典修养且以古典方式做学问的大思想家。
新京报：“经典与解释”系列走到今天起了很强的普及作用，你认为能不能说今天学界的古典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刘小枫：哪有这回事哦。“经典与解释”系列不会产生普及作用，只会起应有的象牙塔学术作用。我也不会去指望学界整个儿提高古典意识，没这个可能，也没那个必要啊。应该指望而且能够指望的仅仅是，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与现代意识达成平衡。我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而是反对片面或单面的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
新京报：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你愿意定义自己的派别吗？如果不愿意，具体原因是什么？
刘小枫：不是不愿意定义，而是没法定义。毕竟，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派别划分都是现代式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是从现代式政制构想衍生出来的。一个有古典意识的学人，对现代式政制构想始终心存疑虑，即便古典式政制构想也有种种缺陷。就像17世纪末英国古今之争时期的崇古派代表人物坦普尔在《论古今学问》一文中一开始所说，现代作品很难取悦那些浸淫于古代典籍的人。既然浸淫于古典智识，何以可能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派别呢。
谈“新文化运动”
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但未充分展开
新京报：当前，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社会是什么关系？大学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刘小枫：我们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古今丛编”系列刚出版了一部译文集《大学与博雅教育》，从中你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的芝加哥大学校长以及他提倡的“博雅教育”培育出来的一些有古典眼光的学者如何看待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大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让我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不如读读这本书，看看西方名牌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自己怎么说。
新京报：对于古典传统，我们流行的做法是对古典进行解释，以符合现代社会。甘阳认为，这样做是“先天性地认定现代社会是好的”，从而导致对现代社会“没有一种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力。”对于这一做法，你怎么评价？
刘小枫：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解释古典，并非晚近才流行起来的做法，而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做法。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但“新文化运动”兴 起后，很快就出现反弹，出现了论争。颇有影响的反弹之一就是，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重新解释古典。熊十力就先天性地认定现代民主政制是好的，我在《共和与经纶》一书中有过详细考察。他以及他的学生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时，都力求符合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理念。在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新儒家”那里，乃至在当前的“新-新-新”儒家那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解释模式。
新京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新解释古典传统，目的是什么？
刘小枫：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的是，要认识到，不仅我们中国的古典传统与现代西方所追求的民主政制文化在品质上根本不同，西方的古典传统同样如此。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这一事件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基本格局。迄今为止，西方学界人士大多还以为，“古今之争”仅仅是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治原则的优劣之争。“古今之争”不仅使得西方国家中甚至有共同学问基础的知识人分裂，也使得整个基督教欧洲知识人共同体分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古典学知识人的分裂，一些研究古典的知识人真心实意地心仪古典，另一些则以专找古典这样那样的不是为己任，比如，那个比沃尔夫早大半个世纪提出“荷马问题”的奥比纳克神父（Abbé d'Aubignac）。奇妙的是，这类人在西方被视为现代古典学的先辈或文本考据学的前驱，比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伦敦古典学家沃顿（William Wotton）和皇家图书馆馆长本特利（Richard Bentley），整天浸淫于古书，做考订的功夫很好，心性上却并不服膺古书，而是服膺现代观念，古书在他们手上不过是一件技术活儿的修理对象。斯威夫特早就尖锐嘲讽过这类古典学家，谁如果上高中时读过《木桶的故事》，他一定会知道。总之，16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已经导致基督教欧洲各国出现内部分裂，“古今之争”不仅加剧了分裂，而且使得分裂更为错综复杂。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但没有充分展开，以至于我们对“古今之争”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
刘小枫
刘小枫教授（1956-），男，重庆人，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主编、“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主编。
“经典与解释”丛书。
“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在“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十五年之后，担任丛书主编的刘小枫道出此言。上个月，在丛书出版的纪念研讨会现场，350种样书一起码放出来的壮观场面让很多到场者惊讶与感叹。甘阳和刘小枫等学者，希望让这套书“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希求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关注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现场有人提出要“用古典药方来治现代病”，但甘阳认为，西方经典只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并不是拿什么药来治什么病”。也有学者认为，这套丛书对西方著作的推介，过多局限于施特劳斯学派。不过，当我们深入西方经典，再反观中国问题，认识会更深刻，面对具体问题时“脑筋可能更灵活”。
这注定是一项长远的工程，除了西方经典的推介与解释，中国古典同样需要激活生命力。这一方面，也有多种图书出版。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当今商业大潮泥沙俱下之时，古典教育至关重要，它需要起到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
“古典文明追求灵魂的高贵，因此，在现代社会难免‘不合时宜’。所谓应起到‘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指的是抵御现代商业文明把本来天生高贵的灵魂也拉平为低俗的灵魂。”刘小枫说道。在研讨会结束后，他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谈“经典与解释”丛书
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
新京报：“经典与解释”中有很多子系列，涉及面相当广，也相当深入，其实远远没有限于施特劳斯学派。
刘小枫：如你所说，“经典与解释”的几百本书似乎并不限于施特劳斯学派。但我仍然要说，即便我做的仅仅是推介施特劳斯学派的学术成果又怎样？谁不是在推介自己认为值得推介的学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太自然不过。
新京报：阅读这些书是不是要有相当于博士的知识水平，一般读者怎样进入？
刘小枫：我不知道你指的“一般读者”是谁……“经典与解释”的书有一个底线——思想文化性的学术书，而非文化普及读物。一般而言，它的读者对象是大学本科生以上学历，但绝非必须有所谓博士水平。据我所知，“经典与解释”的读者中本科生和硕士生居多。思想学术基于兴趣，只要有这类兴趣，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进入方式。反之，没有兴趣的话，即便是教授、博导，也不会看这类书。
新京报：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你自己的研究领域转战诸多，从本世纪开始，可能也应该说从你开始做“经典与解释”起，你的领域更多地在政治哲学，且不见再转战，只见扩大和深入。很多人在谈论你近年来书和文章的转向，也有很多臆测，能简单说说其中的原因和历程吗？
刘小枫：所谓“政治哲学”有两种含义，一种指的是哲学中的一个专业，比如就像逻辑学、伦理学或宗教学那样的所谓“二级学科”。另一个含义指的是古典式的学问方式，就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个西文语词的原初含义而言，“政治哲学”的意思是：立足于城邦热爱智慧。如果就前一种含义而言，就有你所说的所谓“研究领域转战诸多”，如果就后一种含义而言，就并没有什么“研究领域转战”这回事。要说转变，唯一的转变就是从现代转向古典。我在九十年代做的基督教神学也是现代的，尽管这门学科很古老。反过来，即便现在我做现代的学问，立足点也很古典。这种转变基于一种领悟：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再说，所谓“学术领域”的划分是现代的名堂，古典学问没有这样的划分。现代学人做学问，未必一定要按现代的方式做，也就是不要拘限于什么专业领域。施米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法 学家，但他的著述涉及神学、诗歌、戏剧、史学等等。所以，他在西方学界是公认的具有古典修养且以古典方式做学问的大思想家。
新京报：“经典与解释”系列走到今天起了很强的普及作用，你认为能不能说今天学界的古典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刘小枫：哪有这回事哦。“经典与解释”系列不会产生普及作用，只会起应有的象牙塔学术作用。我也不会去指望学界整个儿提高古典意识，没这个可能，也没那个必要啊。应该指望而且能够指望的仅仅是，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与现代意识达成平衡。我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而是反对片面或单面的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
新京报：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你愿意定义自己的派别吗？如果不愿意，具体原因是什么？
刘小枫：不是不愿意定义，而是没法定义。毕竟，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派别划分都是现代式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是从现代式政制构想衍生出来的。一个有古典意识的学人，对现代式政制构想始终心存疑虑，即便古典式政制构想也有种种缺陷。就像17世纪末英国古今之争时期的崇古派代表人物坦普尔在《论古今学问》一文中一开始所说，现代作品很难取悦那些浸淫于古代典籍的人。既然浸淫于古典智识，何以可能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派别呢。
谈“新文化运动”
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但未充分展开
新京报：当前，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社会是什么关系？大学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刘小枫：我们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古今丛编”系列刚出版了一部译文集《大学与博雅教育》，从中你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的芝加哥大学校长以及他提倡的“博雅教育”培育出来的一些有古典眼光的学者如何看待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大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让我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不如读读这本书，看看西方名牌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自己怎么说。
新京报：对于古典传统，我们流行的做法是对古典进行解释，以符合现代社会。甘阳认为，这样做是“先天性地认定现代社会是好的”，从而导致对现代社会“没有一种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力。”对于这一做法，你怎么评价？
刘小枫：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解释古典，并非晚近才流行起来的做法，而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做法。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但“新文化运动”兴 起后，很快就出现反弹，出现了论争。颇有影响的反弹之一就是，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重新解释古典。熊十力就先天性地认定现代民主政制是好的，我在《共和与经纶》一书中有过详细考察。他以及他的学生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时，都力求符合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理念。在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新儒家”那里，乃至在当前的“新-新-新”儒家那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解释模式。
新京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新解释古典传统，目的是什么？
刘小枫：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的是，要认识到，不仅我们中国的古典传统与现代西方所追求的民主政制文化在品质上根本不同，西方的古典传统同样如此。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这一事件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基本格局。迄今为止，西方学界人士大多还以为，“古今之争”仅仅是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治原则的优劣之争。“古今之争”不仅使得西方国家中甚至有共同学问基础的知识人分裂，也使得整个基督教欧洲知识人共同体分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古典学知识人的分裂，一些研究古典的知识人真心实意地心仪古典，另一些则以专找古典这样那样的不是为己任，比如，那个比沃尔夫早大半个世纪提出“荷马问题”的奥比纳克神父（Abbé d'Aubignac）。奇妙的是，这类人在西方被视为现代古典学的先辈或文本考据学的前驱，比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伦敦古典学家沃顿（William Wotton）和皇家图书馆馆长本特利（Richard Bentley），整天浸淫于古书，做考订的功夫很好，心性上却并不服膺古书，而是服膺现代观念，古书在他们手上不过是一件技术活儿的修理对象。斯威夫特早就尖锐嘲讽过这类古典学家，谁如果上高中时读过《木桶的故事》，他一定会知道。总之，16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已经导致基督教欧洲各国出现内部分裂，“古今之争”不仅加剧了分裂，而且使得分裂更为错综复杂。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但没有充分展开，以至于我们对“古今之争”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
